美国进步女作家、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中国的战歌》一书“再访游击区”中对蔡松荣描写道：“姓蔡的是敌占区应城附近一个膏盐矿的继承人，他在北平受过教育，富有现代思想。当应城商会的一些老商人们给日本人组成傀儡政府的时候，蔡号召他自己的和其它矿的矿工们起来抗敌。他自己矿上的工人来了几百人。蔡把人民拾捡起来的枪支发给他们，并用自己的财产向他们提供经费。最后这个青年变成了共产党游击队第5团队的团长。”原新四军第5师副政委任质斌曾这样评价过蔡松荣：“蔡松荣同志为革命毁家纾难,是个传奇人物。”

蔡松荣（1940年任新四军团长时改为蔡松云，1947年调东北军区辽吉军区时由陶铸改名为蔡斯烈，斯者文也，烈者武也即能文能武之意）1911年6月17日出生于应城潘家集附近的芦家湾。他父辈弟兄3人，都是六七岁时就当了膏盐矿上的童工。伯父蔡开裕终身为矿工。父亲蔡开运和叔父蔡云廷小时候就由伯父抱着下峒拖“拖子”。蔡松荣从6岁时开始在金家庙、蔡家庙等私塾念书，其父后来又送他到县城关彭竹南先生开办的私塾念书，后转入应城职业学校学习。1929年夏到汉口读书、补习并考入楚材中学和中华大学附中。1935年毕业后，赴北平华北中学就读高中。1936年，蔡松荣赴南京报考了金陵大学。    　　

他父亲在40岁左右当大掌膏锤后，有一点钱。就买田产十七八石，终因挥霍无度，没有聚一点钱。被称为“皮烧箕”   的叔父，一生勤劳，很少乱花费，多有积蓄，买了20石田。1923年两家合伙在潘家集附近的“冻井树”开了一对膏峒，过了两三年，又盖了盐棚，膏盐两旺，发展到拥有3对膏峒、一个盐厂，架有晒水台，雇有工人200多人，成为潘家集有名的膏盐峒商，牌名“蔡云记”。1933年，蔡松荣的父亲因病去世。1936年8月，叔父病重急召松荣回家。当时伯父的儿子蔡松华过继到叔父名下，年纪尚小，不能掌管“蔡云记”。为了蔡家偌大一个家业，都把希望寄托在松荣身上。在病榻前，叔父拉着松荣的手说：“侄儿，家中有文化的只有你一个，这个家将来就靠你支撑了，望你把它弘扬光大下去……”他拗不过母亲和婶母等老一辈人的“规劝”，只好中止学业，弃学回家主持经营“蔡云记”膏盐业务，当上了“少老板”。    　　

蔡松荣虽然身在膏峒盐棚，仍一心向往革命。早在1926年，蔡松荣在周明钦介绍下，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北伐军到达湖北后，转为中共党员。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受到破坏，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芦沟桥事变后，蔡松荣便置家业而不顾，毅然投身抗战的行列之中。1937年10月，他率先在应城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青年救国会”。陶铸等共产党人在汤池办起了抗日合作人员训练班后，他从内心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产生敬意。后来，鄂中特委书记杨学诚和组织部长蔡承祖等人深入到矿区组织群众、发展党员，他便积极向党组织靠拢，1938年6月，由蔡承祖、邓先柱两同志介绍，经董必武、钱瑛同志批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由陶铸同志批准，提前转为中共正式党员，蔡松荣终于回到党的怀抱。    　　

不久，膏盐矿区潘家集成立了党小组，直属鄂中特委领导，由戴惕安任党小组长、蔡松荣、张荣昌等人为成员。党小组成立后，又发展了一批大革命时期的积极分子入党。并根据特委指示，加强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收买武器，尽一切可能作好打游击的准备。蔡松荣尽一切努力，在矿区开办工人夜校，组织演戏或演讲，广泛宣传抗日救亡的思想。1938年8月，为了一旦应城沦陷，能在矿区拉起一支抗日队伍，跟随特委上山打游击，蔡松荣利用自己矿商家庭的便利和国民党应城县政府默许矿商购买枪支、弹药自卫的有利条件，拿出家财近千银元，不惜出巨资，通过各种途径先后购买到德国造快慢机1支、3号驳壳枪1支白朗林手枪1支、汉阳造步枪4支加上他家原有金陵造小手枪1支。共8支长短枪（史称“应城八条枪”）、半箱子弹和十几颗手榴弹。有了枪支后，他先用电话给矿警队打个招呼，然后就带领党小组成员和抗日青年骨干，在他家盐厂的后院进行真枪实弹地公开练习射击，加强训练。时间久了，这些人的吃喝住行等所有开销，蔡松荣都包了下来。此外，蔡松荣还带领这些青年穿草鞋练习夜行军，每到晚上他们打着灯笼火把，一走就是上十里路，不怕黑夜跌跤，不顾蛇虫蚂蚁，苦练打游击的本领。这对于“少爷”出身且又眼睛近视的松荣来说，确实是一个锻炼。家里的老人们见他成天带着那些青年弄枪舞棒，责备他“不务正业”，要他多管管家里的膏盐业。但他却说：“日本人快打到家门口了，国之将亡，还有什么家业？我要拿起枪去抗日救国，宁死不当亡国奴！”在这期间，蔡松荣还考虑到上山打游击，经费是不可缺少的，他开始直接控制膏盐矿的一切开支，抓紧生产，积极销售，积蓄了一笔现款，私下埋藏在农村的老家芦家湾，以备后用。    　　

1938年10月，日军飞机轰炸应城，国民党应城县长鲍佛田率部弃城而逃，应城危在旦夕。潘家集党小组将准备打游击的党员和进步工农青年13人，召集到蔡松荣家盐厂的三楼上，蔡松荣把枪支弹药分发给大家武装起来，还把毛巾、牙刷、牙粉、搪瓷碗等物品发给每人一份，随时准备行动。23日，汉宜公路两侧传来隆隆枪炮声，日军铁蹄将至，鄂中特委书记杨学诚来到蔡松荣家盐棚召开特委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带领队伍上山。由蔡松荣等13人、8条枪组成的队伍，以“应城县潘家集商民自卫队”的名义，用白布自制了商民自卫队的旗帜和袖章，盖上了戴惕安手里掌握的商会公章红印，以防不测，踏上了抗日的征程。24日，在杨学诚、蔡松荣、戴惕安的率领下，这支队伍冒着蒙蒙细雨，踏着泥泞，满怀义愤，经京山县徐店附近之石板河，顺利到达京山丁家冲，树起了鄂中武装抗日的第一面旗帜。几天后，陶铸也来到丁家冲，和杨学诚一起，将到达丁家冲的矿区工人游击队、陈家河湖区抗日游击大队、汤池抗日游击大队以及应城县政府保安队等几支抗日武装在鄂中特委的领导下，利用合法名义，统一整编为应城县抗日游击队（简称“应抗”）。蔡松荣先后任第2大队副大队长。“应抗”建立后，需要给养，蔡松荣就把自家的钱财贡献出来，无偿地支援游击队坚持敌后抗日斗争。每隔一段时间，他就派堂弟蔡才清、通讯员周狗子、脚夫江锡富秘密到家里用牲口驮走一些银元、食盐、大米和衣物等，常年累月，不计其数。最后连家里的约一公斤金银手饰，也经他动员家人贡献出来了。    　　

后来，“应抗”的队伍迅速扩大，财政日益困难，物资供应也成问题。在极其为难的情况下，陶铸找到蔡松荣，以实相告。蔡松荣没有丝毫推托之辞，他点了点头，再次派遣同他一起上山的安琳生率领两个分队，悄悄也回到盐厂运走大批食盐，除留下一部分给部队食用外，还在市场上卖了一部分给老百姓，换来钱币和布匹以用于战士们过冬做棉衣。  　　

1939年春节前后，是“应抗”经济最困难的时候，部队给养匮乏，战士情绪波动。陶铸、杨学诚等人急得团团转。为解决部队的经费问题，此刻，蔡松荣毫不犹豫地带着游击队员回到潘集附近芦家湾老家挖掘出埋藏在地下的银元，又将家产悉数变卖，凑了1000多块银元，解决了部队经费窘迫的燃眉之急。    　　

由于抗战的持久性，蔡松荣不仅多次派人到家中取盐或者运盐，而且自己还几次回到家里找婶母商量，提取钱款。有时婶母骂他“不务正业”、“败家子”，甚至还说他会毁掉蔡家“家业”的。每当这时，蔡松荣总是对婶母讲清道理，好言相劝，想方设法让婶母同意借物和借款。一次，当松荣率队把盐和部分盐水挑走时，他的婶母颇显不悦地说：“么样？就这样挑着就走，连个条据也不留，将来怎么算得清呢？”蔡松荣向婶母笑着脸说：“请婶母放心，将来抗日胜利了，政府一定会加倍偿还的！”    　　

在抗战的艰苦岁月中，蔡松荣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总是以革命利益为重。1939年2月，蔡松荣担任“应抗”挺进大队大队长时，遵照“应抗”司令部和指示，率部挺进应城矿区打击敌伪、铲除汉奸、建立地方政权、筹集抗日经费，发展抗日武装，并建立了应城县第三区抗日民主政府。在矿区，他得知过去的老同学周明钦投靠日伪，当上了伪巡检司维持会长，依仗日军势力称霸巡检，并操纵、控制当地一支准备上山抗日的武装队伍。挺进大队到矿区后，蔡即派人找周晓以大义，劝其弃暗投明。但周不予理睬，继续坚持反动立场。于是，蔡松荣决定派胡兴元带领一个中队，乘夜间将巡检维持会包围，一举捣毁了这个伪政权，并收编了巡检司的这支武装。周明钦黑夜抱着一棵大树，未被发觉，侥幸逃脱。其父被挺进大队捉走。周明钦次日只身逃到城关，通过暗娼周志惠向日军保荐，当日军得知周明钦与共产党有杀父之仇后，不久让周当上日伪应城县筹备会会长，1940年5月，周明钦就任伪应城县县长。对于蔡松荣的行动，周明钦恨之入骨。周为了报仇，借日军控制食盐生产为名，不允许蔡松荣继续在潘家集开采膏、盐矿，将他家的膏峒、盐井封死，带领日伪到潘家集矿区将松荣家的盐棚、房屋全部铲平，还把他老家芦家湾准备盖房屋的100多方杉木全部抢走“充公”，并威胁其家人，必须与松荣断绝一切往来。为了避免再遭祸患，蔡家三个房头男女老少30多口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逃到龙王集曹家畈栖身，并被迫改姓蔡为曹姓。即使这样，周明钦仍不放过蔡家，更为恶毒的是，又先后把蔡松荣的婶母和堂弟抓到应城监狱拷打，害得他们家破人亡。后经家里多方托人说情、送礼，才得获释。    

面对敌人的残酷迫害，蔡松荣没有丝毫屈服，他的斗志更加高昂，信心更加坚定。一天，蔡松荣站在高高的大洪山上，举着驳壳枪，发出愤怒的吼声：“狗日的，等着吧，到时候老子们会收拾你们的！”    　　

在艰苦的环境中，在党的关怀下蔡松荣迅速成长起来。蔡松荣带领“应抗”3支队战士驰骋疆场，英勇善战，立下许多战功，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战斗胜利。他直接指挥和参与了公安寨伏击战和夜袭云梦城等战斗，取得重大胜利。李先念曾在谈到云梦城攻坚战时指出：“勇敢坚定的蔡松荣、徐休祥同志及应城的孙县长都是当时英勇爬城的抗日英雄。”这两次战斗的胜利，震惊了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给鄂中人民极大鼓舞。此后，日寇派重兵对鄂中反复的“扫荡”，国民党顽固派也配合日军的“扫荡”和围攻，妄图扼杀共产党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极其恶劣的处境中，蔡松荣积极配合陶铸同志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鼓舞战士斗志，坚持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保存了革命力量。1939年6月，李先念率部挺进鄂中，蔡松荣被任命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第3团团长。翌年，又就任豫鄂挺进纵队第5团队团长。抗日战争期间，蔡松荣对鄂中武装力量的创造和鄂中敌后根据地的开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李先念在他的文选中对鄂中的武装斗争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鄂中陶铸、杨学诚等同志领导的以蔡松荣同志八条枪起义而发展起来的武装，成为以后发展、坚持豫鄂边抗日游击战争的基础力量。”蔡松荣还随陶铸同志深入湖区争取郭仁泰反正，并只身独闯日军炮楼林立、戒备森严的陈河镇，成功地策反了郭仁泰近千人的队伍，于1940年1月投奔新四军，并接受了改编。抗日战争中，蔡松荣参加和指挥了大小战斗几十次，屡建奇功，为边区人民夺取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1941年4月起，蔡松荣先后担任新四军第5师13旅39团团长，豫鄂边区第2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1945年11月起任中原军区江汉军区鄂中军分区司令员。1946年5月到7月，蔡松荣辗转汉口、北平，任汉口第9军调处执行小组成员。1946年8月到达解放区张家口，随后到东北任辽吉军区副参谋长，   1947年7月任参谋长，1948年起任辽北军分区司令员，为东北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东北解放后，东北地区转入以工业建设为重点，蔡松荣主动要求转业搞工业建设。1949年1月，经中共中央东北局批准，任阜新矿务局副局长、阜新市委常委兼阜新市市长。1952年，蔡松荣调任东北煤矿管理局副局长、局长、党委书记等职。他不辞劳苦，扎实工作，钻研业务，尊重科学，为东北各矿区的建设创造了不朽业绩。1960年后，调任煤炭部煤炭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他不辱使命，带病坚持工作，为我国煤炭事业呕心沥血，做出了重大贡献。1975年起又兼任煤炭部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煤炭学会副理事长，享受副部级待遇。1982年离职休养后，依然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尤其的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虽然双目失明，年老多病，始终保持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革命本色。2003年3月8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病逝，享年9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