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作宾(公元1884～1941年)，字雨岩，湖北应城人。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蒋作宾青年时期参加革命，二十八岁当了陆军部次长。他深知人才对国家兴衰有重要作用。他爱护青年，爱人才也注意培养人才。        

1905年7月，蒋作宾在武昌文普通学堂就读，因成绩优异，作为公费生派往日本留学，不久，与一些革命志士一起，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组织成立同盟会。同盟会成立后不久，孙中山离日去欧美南洋各地。黄兴代理同盟会总理职务。蒋作宾与黄兴见面，共商革命方略，决定回国以后，蒋作宾打入清朝内部，深入敌腹，从上而下夺取政权；黄兴从下而上，领导革命志士，进行武装斗争。1907年转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经过充分酝酿准备后，1908年，蒋作宾回国，向清政府报到。先分到保定军官速成学校当教官，在此期间，他不断向学员灌输革命思想，并做些革命组织工作。第二年，全国陆军留学毕业生考试，他名列第二，被调到清廷陆军部军衡司任科长，军衡司也叫军制司，是掌管全国陆军人事勤务及部队编配等业务的部门，地位很重要。不久，由于他将日本的步兵操典译成中文在军中使用，使陆军大臣荫昌等人对他倍加赏识，他便利用此机提出整编全国民革命军队的建议。将旧军干部(包括袁世凯的北洋军在内)逐渐淘汰，而换上同盟会员(清廷当然不知他们是盟员)或陆军军校的毕业生。由于清廷害怕袁世凯力量过大，因此很快采纳了他的建议。1911年，蒋作宾晋升为军衡司司长，这工作对于实现革命党的中央夺权革命计划很有利。至当年8月，他已将袁世凯的爪牙与旧督抚的鹰犬淘汰了很多，为后来的革命胜利奠定了良好基础。那年，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虽然失败，但大大动摇了清军军心。当时蒋作宾认为，再经过二、三年的组织准备，军权基本上掌握在革命者乒里时，中央革命就可比较顺利地实现。但是，由于汉口出事，革命党不得不提前于10月10日起义。原来的计划打破了。他得到消息后，虽然惋惜却毫不迟疑，立即行动起来。        

武昌起义消息传到北京后，清朝廷聚集兵力围剿起义军。在武昌外调集了七十二门山炮，但炮弹只有二十五发，便命蒋作宾去保定运军火。他领命后，故意把装运炮弹的列车放在后面第五十一序列，使炮弹十天内都运不到目的地(当时京汉线是单轨)，山炮成了哑炮，不能发挥作用，大大削弱了清军战斗力。与此同时，他又积极从东北、华北组织兵力，支援起义。当他们到达武昌时，正值革命军在汉阳受挫，黄兴东走上海，他急忙赶到都督府，都督黎元洪等正因战败而痛哭。见此状，他说：“胜败乃兵家常事，革命军虽在汉口、汉阳失利，但还有武昌，即使武昌也失了，还有其它地区，这种时候，怎么能婆婆妈妈地哭鼻子呢？希望你们再苦守一星期，我就会调大军来增援。”黎破涕为笑。他连夜赶到江西，调兵增援，不但使武昌形势缓和，又促进了江西统一，后来，荫昌等了解了真象后，都大吃一惊，感慨地说：没想到蒋作宾竟是革命党人。难怪清朝气数将尽啊！        

事隔多年后，蒋作宾在讲起辛亥革命时，总是多少有些惋惜，如果武昌起义再等二三年，待袁世凯势力大部分清除，换了革命党人的话，就可能不会有后来的北洋军阀混战。        

1912年蒋作宾任南京临时政府的陆军部次长，后又受孙、黄之托，在北京政府内续任陆军次长，他积极建议建立以北京、武汉、南京三点为基础的革命武装，壮大革命军事力量。但是，由于袁世凯的复辟与镇压，这些革命武装均先后遭破坏。之后，他南下追随孙中山先生，准备北伐，任大本营幕僚长。孙逝世后，他继承其遗志，出生入死，积极参加北伐，1926年北伐时，他先后任江西、湖北宣抚使。为了不让张作霖与吴佩孚合作搞所谓北洋大团结，他前往沈阳去说服张。行前，好友劝他，此去凶多吉少，最好别去。他想，北伐是实现统一的前提。统一是强凰富民的保证，为了国家的统一富强，个人生命算得了什么。他毫不畏惧地去了。果然，吴佩孚得知，指使不少军阀致电张作霖，说蒋作宾是赤党说客，要张作霖杀死他。当时上海各报都登载了这些函电。并称蒋作宾必死，他去沈阳后，大义凛然，慷慨陈词，最终说服了张作霖，保证了北伐顺利进行。        

北伐胜利后，蒋作宾大声疾呼，应加紧建设，恢复战争创伤。他指出，二十年代末，中国最危险的敌人是日本，全国上下必须团结一致，枪口对外。面对日本威胁日益严重，在北伐胜利之时，他不为自己争官谋利，只为国家前途担忧，决定出国，联络德国(当时是德国社民党兴登堡执政)、前苏联及欧洲诸国，钳制日本军国势力的发展。后来，他被任命为驻德奥公使。赴任途中，涛涛海水犹如他起伏之心潮，国内什么时候才能安定下来，上下齐心共建国家呢？        

由于蒋作宾是民国政府的第一任公使，所以，德国政府专门开了一辆花车到德国瑞士边境迎接。在柏林站，一些高级官员都出来迎候(后任大使再无此热烈场面)。到任后，他积极开展多方外交。1929年，国民党政府与前苏联断交后，政府中有许多人都认为前苏联是敌人，绝不可联络。而他则认为，前苏联有许多地方可以学习，要钳制日本，必须联络前苏联。他还设法去前苏联实地考察，并回国冒险宣讲，宣传前苏联全国上下团结建国的精神状况。在任职期间，多次与前苏联外长联络，向当局阐述联苏的积极意义，但均未被采纳。        

在蒋作宾到柏林前，中国驻德使馆，竟连一辆汽车也没有，遇到外事活动，临时借车，手忙脚乱，不仅误事，也常为人笑话。不仅如此，其馆内外破旧之状也实在令人惊讶。檐壁斑剥，窗帘破旧，椅面碎洞相连，暖气常无，被外人讥笑为“冷宫”。他到任之后，立即着手设计修缮房屋，更换室内陈设，安装对讲机、暖气等设备，使公使馆面貌焕然一新。深秋，在馆内开宴会时，即使袒胸露背的女宾，也都不觉一点凉意。从此，“冷宫”这一绰号再无人提起。他又按当时德国总统兴登堡的座车式样，定做了一辆高大美观的汽车，在柏林外交团体中非常引人注目。三十年代在日本时，类似事例也不胜枚举。驻外使(公)馆，是外国人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他很注意在这个窗口树立中国的威望。        

1929年，蒋作宾参加了国联(国际联盟，联合国前身)日内瓦第一次裁军会议，过去，国际会议都只用英法两种语言，这次他力排众议，破除惯例，庄严地用华语在讲坛上发言，使许多与会者都大吃一惊。第二天，日内瓦好几家报纸都竞相报道了这一惊人消息：在国联会议上第一次听到中国话！当时虽为列强之一的日本，也不敢破此惯例。会后，在花园散步时，日本代表专门找到他说：“敬佩！敬佩您的勇气。能在国际联盟里用中国话发言。以后我们日本也要援例。”第二年在伦敦举行海军裁军会议时，日本人果然用日语发言了。他在日记中写道：“吾东方语亦渐用至西方，殆余作其俑欤？良以吾国四万万余之大民族语言，无论从何方评论均有可用之价值。望吾同胞勿自暴自弃而自馁也。”后来确实又经过千百万同胞的努力和斗争，华语与中文终于成为联合国正式语言和文字了。        

蒋作宾曾提出过一些不凡的见解，令德国及各国使节刮目相看，兴登堡对他评价也很高。对于国内的政治经济许多方面，他也提出不少建议，但很多都未被采纳。就连他关于调停中苏中东铁路之争的有关报告，当局都未及时了解办理，结果让日本人看笑话并从中得利。他在日记中写道：“国内纷乱如此，在外作外交官者颜面真正无处藏匿，安能在国际争得地位也？”他的理想和他的抱负不能实现，曾使他忧虑痛心不已。        

如前所述，修建驻德公使馆是需要很多钱的，在去德之前，政府曾给三十六万元特别费，他把这些钱全用上了，还不够，他又掏出自己的薪金及参加国际会议的补贴，这些补贴应属个人所有，按理可以不拿出来。但是他说：“这是公家发给我的，是公款，公款就要公用。”那时，外交部常拖欠使馆公费及馆员薪水，常常四、五十天才汇款一次，这就使馆员薪水无形中大打折扣。为此，他特地制定了一个垫薪制度：馆员按职务定一工资基数，每月不论外交部汇款是否到达，均定期由他私人垫付，待部款汇到后，再酌情扣还。由于部款拖欠严重，扣款数总抵不上他的垫款。结果他的垫款愈积愈多，甚至到他离任回国时，他还嘱咐同仁，以后收到薪水，仍照前例保留定额自用，有超过的余数，再酌情还他以前的垫款。这种关心厚待下属的做法，在当时是破天荒的事。十多年后，他病魔缠身，经济困难，住在重庆乡下陈家桥的一间小屋里，药买不到，营养也跟不上，但他从来也不主动去要回这些欠债，直至去世。这些欠债也就无形中勾销了。            

在那些困难的年月里，蒋作宾常劝慰大家：“抗战期间，响一炮要花多少钱啊！国家有困难，我们就克服克服，节约些吧！我宁可不吃什么好的。”有一天吃饭时，有位亲戚来看他，见桌上投什么菜，就说：“你做了一辈子宫，现在吃得这么差，过得这么苦，早为什么不抓几个钱呢？”他坦然地说：“我不是贪官，干嘛要抓钱？”“哪个象你这样穷官！”“穷官好，心中无愧，站得稳，睡得着，对得起国家民族。我革命又不是为我私人发财，是为民富国强。国好，我好，国穷，我穷。现在正是抗战，是困难时期，大家如果不节约，国家哪来的钱呢？”     

1938年，在蒋作宾结婚时，他说：“现在抗战开始，黄金国有，就不买金首饰了。”一样金饰也没买。他还嘱咐妻子，不能单独乘坐他的车，更不准子女动用他的车，说“战时一滴汽油等于一滴血”。他就是这样处处想着国家。平时，他无一不良嗜好，不抽烟，不喝酒(宴会时喝少量啤酒)，不打牌，不进戏院看戏(政府及集团活动除外)，只喜欢散步，故在日本时有“散步大使”的绰号。

为祝贺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公元1937年)，同时前往德国接洽一项贸易协定，政府派财政部长孔祥熙前往。为了将此事办好，孔决定让蒋作宾(时任内政部长)的长子蒋硕民一同前往。这种好差使一般人都会争着去的。但蒋作宾坚决反对，他认为蒋硕民在德国是学数学的，而这项工作应派学经济贸易的人去才合适，在他的推荐下，派了曾在德工作多年、柏林大学经济博士王家鸿前往。他说：“我没有小组织，人才是国家的。”       

1941年，在瑞士读书的儿子蒋硕治来信说他只剩下两周的饭钱了。无钱在市场上购买外汇，有人建议去找孔祥熙，说通过孔可以用十分之一的钱买到官价外汇。但是蒋作宾不肯去，宁愿儿子挨饿，也不求孔。后来，一位原驻德使馆的同事来看他，听到此事，又知道还有许多同事借的钱至今尚未还清，就主动向他们讲了雨岩的近况。于是他们凑钱才使蒋硕治渡过难关。后来蒋硕治自己又去做工，才将所有学业完成。        

蒋作宾青年时期参加革命，二十八岁当了陆军部次长。他深知人才对国家兴衰有重要作用。他爱护青年，爱人才也注意培养人才。        

1927年1月，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为庆祝北伐胜利和民国政府迁都武汉，在江汉关英租界前进行宣传活动。英国水兵竟冲出租界寻衅，刺死一人，重伤五人，造成惨案，遂引起市民公愤，群起赤手空拳与英水兵搏斗，并向英租界冲击。蒋作宾闻讯，想到如果让事态发展下去，英方可能进行弹压，这些热血青年势必将会有更大的流血牺牲。于是在征得当局同意后，他立即以民国政府代表名义(与另一名代表一起)亲赴现场，劝说青年离开，宣布政府将循外交途径与英国当局谈判，收回租界。果然两天后，在武汉市各界群众的支持下，民国政府宣布收回了汉口英租界。       

早年在上海居住时，董必武、李汉俊、张太雷等常到家中做客。1936年董必武长征到延安后，还给蒋作宾捎来一封信。1929年廖承志在德国参加革命活动被捕，适逢蒋作宾在德任公使，曾想方设法将他救出，后来何香凝还向他表示感谢。他认为“人才是国家的”，应该为国家保护、营救人才。1931年，留日学生共产党员何定华，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日本当局逮捕，由于何定华曾在驻日使馆搞过翻译，蒋作宾觉得这个青年很有才气，得知何被捕的消息后，他暗自请了律师为何辩护，并找人作保，将何定华保释出狱。他也未按政府旨意将何定华引渡回国。他知道，引渡回国肯定会被杀害，可惜了一个人才。等到何定华登轮离开日本后，他才报告政府说何定华已被人保释，不在日本了。后来何定华平安抵达上海，又辗转去了延安。      

蒋作宾既不揽权，又不敛财，是公认的“清官”。他的工资收入，除用于工作、生活外，其余都用来培养子女，为的是能为国家多尽一些力。对出国留学的子女，要求他们学成后回来为国效劳。他们大多都是这样做了，有的还成为世界知名人士。个别子女由于历史的原因，没有回国，但也在努力为祖国做一些贡献。        

北伐之前，蒋作宾已看出日本对中国的威胁。1928年，二次北伐途中，发生了“五三济南惨案”。5月3日，擅行开驻济南的日本军队，突然包围中国民革命军队并对济南城狂轰滥炸，屠杀中国民革命军民近万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挑衅示威。北伐军总司令蒋中正于5月5日离开济南，绕道北伐。而雨岩(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却坚持到9日，才冒着枪林弹雨离开济南北上，他对此事终生不忘，认为这是他“平生最大的耻辱，矢志必有昭雪”。北伐一完成，他多次大声疾呼，团结起来，枪口对外，日本是最危险的敌人。他个人无法制止内战的继续，他不愿意打共产党，不希望国内再有战争。他反对当时流行的只有世界大战才能解决问题的观点，反对空等国联来解决中国问题的消极态度，为了能最大限度钳制日本军国主义力量，他积极联合欧洲诸国，尽管当时国民党政府与前苏联断绝了外交关系，他仍冒风险，极力主张与苏复交、联合。敌人绝不是前苏联，不是共产党，而是日本，日本是最大的威胁。但是，他的呼声，他的一些措施，不能得到蒋中正政府的重视和采纳。直到1931年，事态日益严重，政府将他从德国召回，任驻日公使(后为大使)。他觉得，现在才采用外交途径挽救危局，为时已晚。因为日本国内，温和稳健派已逐渐被少壮强硬主战派代替，再想用谈判方式，功他们改变侵华战争企图，已不可能。        蒋作宾一面在谈判桌前据理交涉，另一方面又穿梭活动于日本国内进步人士及同情与支持我国的各国外交使团之间，希望从内部到外部形成对日当局有影响的力量。但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急速发展，要想获得谈判成功，是不可能的。加上国内政府软弱无力，他所做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他出使日本四年，耗尽了他的心血，他忧虑，他愤懑，他心力交瘁，回国时两鬓斑白，血压高得吓人了。  

之后，蒋作宾的健康每况愈下，但还尽力为国效力，从不怠慢。1941年，重庆大隧道惨案发生，两万多无辜百姓被闷死在防空洞内。他知道后难过得哭了，指责防空司令对工作不负责任，为什么警报解除后不马上开门救人，却要让他们闷死呢？来告诉他的人说：“进去的人只晓得抢黄金财宝，哪里还去抢救快断气的人？他们用耙子把人们拖出来，往卡车上一扔，拖去埋掉了事！”他气得跺脚：“把人当狗一样，真岂有此理！”        

山河破碎，当局腐败，百姓遭难，他伤心极了，病情日益加重。1941年12月24日，蒋作宾满怀忧虑，两袖清风，病逝于重庆，终年五十八岁。1943年6月12日追赠为一级陆军上将军衔。